《莫须有先生传》行将正正堂堂的出而问世，差不多举国一致要我做一篇序，因为它难懂。这个乃令我为难。大凡替人家做传记，自然是把这个人的事迹都说给你们听了，若说难懂，那是因为莫须有先生这人本来难懂，所以《莫须有先生传》也就难懂，然则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读者细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世上本来没有便宜得好处的事情，我今日之不乐做序，正恐与诸君无益也。

　　然而昨日得见苦雨老人替此《莫须有先生传》做的序，我却赶忙想来说它一句，说来却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的微辞。我记得我兴高彩烈的将此传写到快完时，我对于它的兴会没有当初那么好，那就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渐渐失了信仰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了。中间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借用庖丁解牛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算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的嘉奖，后来乃稍有踌躇，因为我忽然成了一个算命的先生那样有把握，不知道生时年月日，休想说吉凶，天下事情独打彩票你我倒实有几万分之一的希望，操刀没有到十九年就不敢说庖丁先生的话。

　　然而这是我对于老人的一点抗议，读者大可不管许多，《莫须有先生传》实有一思索的价值也。

　　是为序。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