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现在在金家寨小学做教师了。这个小学的校长一向在故乡服务，高等师范出身，以前同莫须有先生见过面没有谈过话，那是莫须有先生在武昌做中学生时期，他则住高等师范。后来莫须有先生海内有名，他当然是知道的了，他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在这回同莫须有先生认识了以后，他简直忘记了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衷心佩服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在教学上真有效果。而使得他最感愉快，认为自己用人得人，理由不是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是莫须有先生简直不像新文学家！有一天他无意中同莫须有先生说明白了，他说道：

　　“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新文学家，其实并不然。”

　　他说话的神气简直自认为莫须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须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见，不能否认，亦不能承认，也只好自喜，喜于柳下惠之圣和而不同而已。余校长（校长姓余）之不喜欢新文学家——其实是不喜欢新文学，新文学家他在乡间还没有见过，无从不喜欢，在另一方面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欢新文学家，因为他认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与他有利害冲突，他以为黄梅县的青年不归扬则归墨，不从莫须有先生学白话文便从他读袁了凡《纲鉴》了。腐儒不喜欢新文学家，但他这样攻击莫须有先生：“我并不是不懂新文学，故我攻击他，冰心女士鲁迅文章我都读过，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么文章呢？”这个他字是莫须有先生的代词。

　　莫须有先生因此很动了公愤，他对于人无私怨，故是公愤。他以为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卑鄙，攻击人不择手段。老秀才而攻击新文学可也，老秀才而说冰心女士鲁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余校长无意间向莫须有先生说的话情见乎辞，他同莫须有先生已经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则应恭维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也。若是新文学家，则彼此不能在学校共事，不能有交谈之乐也。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

　　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得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即别无定义，如因反抗古文而便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为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学家亦可。所以当下莫须有先生不否认不承认该校长的话，只是觉得自己在乡间很寂寞，同此人谈谈天也很快乐，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乐而已。慢慢地他说一句投机取巧的话：

　　“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这一来于他的新文学定义完全无损。因为他认庾信的文学是新文学。而最要紧的，这一来他鄙弃韩昌黎，因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长不因此不乐。此人的兴趣颇广，鲍照庾信《水浒》《红楼》都可以一读，惟独对于新文学，凭良心说，不懂得。

　　莫须有先生又说一句投机的话：

　　“我喜欢庾信是从喜欢莎士比亚来的，我觉得庾信诗赋的表现方法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表现方法是一样。”

　　余校长是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读英文的总承认莎士比亚，故莫须有先生说此投机的话。然而莫须有先生连忙举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弄得朋友将信将疑了。

　　“我是负责任的话，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无论中国的庾子山，诗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于是世界便是题材，好比是各样花木，一碰到春天便开花了。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或者一叶落知天下秋。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辞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中国诗人与英国诗人不同，正如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

　　人家听了他的话，虽然多不可解，但很为他的说话之诚所感动了。天下事大约是应该抱着谦虚态度，新奇之论或者是切实之言了。于是他乘虚而入，一针见血攻击韩昌黎：

　　“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

　　余校长不能答，他确实答不出韩文里有什么来。外国文章里，以余校长之所知，确实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欢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真是古今的笑话，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思，只同唱旧戏一样装模作样。我更举一个例子你听，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鸡鸣狗盗之士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士，公子们家里所养的正是这些食客，你为什么认着一个“士”字做文章呢？可见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呻吟罢了。

　　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似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罢，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罢，总之是雅不是俗罢。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级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