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的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词史》，虽然只是讲义，而且并未完成，还有王易先生的《词曲史》。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等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仅后于《宋元戏曲史》，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才引起一般的注意，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

　　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词曲发展得晚，著录得也晚。小说发展虽早，从前只附在子、史两部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到明代才见著录。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但俗文学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得分开来看。戏曲是歌剧，属于戏剧类，与话剧平分天下。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结论是正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一般的文学史如此，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是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学批评无关，我们可以不论。《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诗。

　　本文原拟名为“诗论释辞”，“辞”指词句而言。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而以“诗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为今名。《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中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诗言志》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