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诗言志”，并以“体物书时”。“体物”“书时”虽是“缘情”一面，“高情”“妙理”却是人生义理；诗兼“言志”“缘情”两用，而所谓“言志”还是皈依旧传统的。又谭友夏《王先生诗序》云：

　　予又与之述故闻曰，诗以道性情也。……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

　　这里虽只说“道性情”，不提“言志”，但所谓“近道之物”、“微婉之思”，其实还是“言志”论。清代袁枚也算得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也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他在《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中说道：

　　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小仓山房文集》十九）

　　劳人思妇都是在“言志”，这是前人不曾说过的。可是在《随园诗话》一文里他又道：

　　《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那么，他所谓“言志”“言情”只是一个意义了。这是将“诗言志”的意义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乐之心”“各言其伤”那些话。

　　袁氏以为“诗言志”可以有许多意义，在《再答李少鹤书》列举他以为的：

　　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哉！（《小仓山房尺牍》十）

　　这里“志”字含混着“情”字。列举的各项，界划不尽分明。“终身之志”似乎是出处穷通，“事外之志”似乎是出世的人生观；这些是与旧传统相合的。别的就不然。作例的“谢傅游山”也合于“诗言志”的旧义，上文已论。“韩熙载之纵伎”也许是所谓“诗外之志”，就是古诗所谓“行乐须及时”；但“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义”，只是“缘情”或“言情”，不是传统的“言志”。不过袁氏所谓“言情”却又与“缘情”不同。他在《答蕺园论诗书》里说愿效白傅（白居易）、樊川（杜牧），不愿删自己的“缘情诗”，并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话（《小仓山房文集》三十）。那么，他所谓“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之作，这显然曲解了陆机原语。然而按他所举那“纵伎”的例，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缘情诗”也可算作“言志”。这样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译语的“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到了现在，更有人以“言志”和“载道”两派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说这两种潮流是互为起伏的。所谓“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所谓“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又将“言志”的意义扩展了一步，不限于诗而包罗了整个儿中国文学。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袁枚的影响，加上外来的“抒情”意念——“抒情”这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而造成。现时“言志”的这个新义似乎已到了约定俗成的地位。词语意义的引申和变迁本有自然之势，不足惊异；但我们得知道，直到这个新义的扩展，“‘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原实一”。

　　与“诗言志”这一语差不多同时或较早，还有“言以足志”一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赞子产道：

　　志（古书）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杜注：“足，犹成也。”照《左传》的记载及孔子的解释，“言”是“直言”，“文”是“文辞”。言以成意，还只是说明；文以行远，便是评价了。这与“诗言志”原来完全是两回事，后世却有混而为一的。唐中叶古文运动先驱诸人，往往如此。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天下雷同，风驰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毗陵集》十三）

　　他以“足志”“足言”为讽颂（比兴），便是“诗言志”的影响，而不是那两句话的本义了。又有将这两句话与《诗大序》的话参合起来的，如尚衡《文道元龟》论“志士之文”云：

　　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全唐文》三九四）

　　论文而“言”“志”并举，自然从孔子的话来，而“有所讽”“有所之”却全是《诗大序》的意思。又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全唐文》五二七）

　　这里“志”“言”“文”并举，却简直抄袭了《诗大序》的句子；“文”是所谓文教合一的文，作用正在讽与颂。柳冕又有《与徐给事论文书》云：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全唐文》五二七）

　　也是“志”“言”“文”并举，也抄《诗大序》，可是“志”之外又叠床架屋加上一个“道”，这是六朝以来“文以明道”说的影响。道的概念比志的概念广泛得多，用以论文，也许合适些。“文以言志”说虽经酝酿，却未确立，大概就是这个原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