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成”“自得”“超然”“高风绝尘”，只是自然和浑成的意思，跟书法的“萧散简远，意在笔画之外”相通。苏氏看出李、杜、韩极诗之变，恰如颜、柳“极书之变”一般；但那“高风绝尘”的衰息，他还是在低徊惋惜着的。文体的变是有意的复古的主张，所以他说“复归于正”；诗体的变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趋向，所以他不免怀古的口吻。后来朱子也论到诗体的变，他《答巩仲至（丰）书（四》）道：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谓“古人之风”，也指的“高风远韵”。但他以“高风远韵”为“根本准则”，便和苏氏有些出入。他说“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巩书》三，《集》六十四），就指的《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一篇里的话。“病李、杜”显然不合苏氏原意；说他“自悔其平时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见。

　　不过这种以“高风远韵”为正宗的意见，后来却成了一般的意见。如刘克庄的《韩隐君诗序》道：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诗序》道：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亦非诗也。（同上）

　　刘氏对杜、韩两家都有微词。严羽《沧浪诗话》也道：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诗辨》）

　　所谓“仿佛风人”，所谓“一唱三叹之音”，都就是“高风远韵”。这种意见又是复古的倾向，但也还是为的通变。原来宋诗自黄庭坚以来，有意的求新求变求奇。他指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法门，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并且说这是“诗人之奇”（《再次韵杨明叔诗》引，《山谷诗内集》十二）。又倡所谓夺胎换骨法，说道：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

　　这又是“以故为新”的节目。黄氏开示了这种法门，给后学无穷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穷力追新”，这就成了江西诗派——惟其有法门可以传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刘勰说的“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于是乎从朱子起又有了复古论。这回的复古的理论到了明代实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种新风气。

　　文到六朝成为专科之学。范晔作《后汉书》，创立《文苑列传》，钟嵘定《诗品》，刘勰论《文心》，都在此时。而刘氏更注重文体的代变。《时序》篇开端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着就从陶唐叙到江左，作一断语：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论列各体，也都详述源流迁变。在前沈约已经论到文体的变，《宋书》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中道：

　　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以下直叙到宋代的颜、谢为止。但刘氏论文，专门名家，详备自然远在沈约之上。他们这些文字却都是我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见出独具手眼。根柢在他们能识变；而这又是跟当时追求“新变”的风气相应的。刘勰以后，论“文变”的便多起来。唐人修六朝史书，多有文苑传或文学传，传各有序或论，皆论“文变”；并且多引《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语（《贲卦彖辞》，《周易》三）为论据，正见出六朝以来的风气。文士著作中也有论的，前引卢藏用的《陈子昂集序》末云，“故粗论文变而为之序”，便是一例。这些都是通论历代“文变”；至于专论一代的，似乎从宋祁《唐书》二〇一《文艺传序》创始。他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王、杨是一变，燕、许是一变，韩愈又是一变。专论诗体的变的也有通论和断代的分别。严羽《沧浪诗话》有《诗体》一篇，辨析历代诗体最细；他分唐诗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说的源头。

　　“文变”是指诗文体的变；这个“变”是“患凡旧”，是“化而裁之”，是“趣时”。复古也罢，求新也罢，“变”的总是新的；“变”能成体，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可喜的。明白了通变的道理，便不至于一味的隆古贱今，也不至于一味的竞今疏古，便能公平的看历代，各各还给它一副本来面目。分体或分期，就为的看清楚这些个本来面目。唐代的诗比历代盛，也比文盛，所以严氏分体最多。后来论诗体的也特别注重唐代。元时杨士弘选录唐诗，成《唐音》一集，叙目里说唐人选唐诗多载中晚唐人诗，盛唐诗甚少，宋人选唐诗也多载晚唐人诗。他原来也只能读到这些选本，后来才得着人家收藏的许多初唐、盛唐诗，“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他将严氏的五体并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体；所谓“中唐”，包括“大历体”“元和体”，是杨氏新立的名目。这样就见得整齐了。唐、宋人选诗侧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谓“近附而远疏”；杨氏采取严羽的理论，分期精择，便公平得多。他特别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响”标目。叙目里道：

　　夫诗之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哉？

　　律体新创于唐代，古诗和律诗的分别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诗的面目。杨氏看清楚了这副面目，所以说“审其音律之正变”，又说“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时”。“音律之正变”虽“以其时”，更“以其人”、以其诗，所以他的“正音”里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为一类，后二者又为一类。他说“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可见所重在“其人”、其体、其诗。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时”；“正”“遗”之分是以其诗、“以其人”兼“以其时”。

　　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承《唐音》而作，《总叙》里说得明白；他也采取严羽的诗论，并见《总叙》中。《总叙》论唐诗的变道：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近体、往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