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是“初唐之始制”，“神龙以还，洎开元初”是“初唐之渐盛”。“开元、天宝间”是“盛唐之盛”。“大历、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下洎元和之际”是“晚唐之变”，“降而开成以后”是“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这是后来所谓“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仅仅是分体，而且是分期。按这个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时代，中唐也太短，还不甚适用。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辨》的序里分唐诗为“四大宗”，修正了这两处。后来便照两家所论，限年分期：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开元初，约一百年间（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盛唐从开元元年到代宗大历初，约五十年间（七一三至七六六）。中唐从大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将高氏所谓“晚唐之变”并入，约八十年间（七六六至八三五）。晚唐从文宗开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约七十年间（八三六至九〇六）。至今通行的四唐说便是如此。虽然有人根本反对这个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划，但是四唐说渐渐为一般论诗者所公认，并且流行至今；因为它给人方便，让人更清楚的看见唐诗的种种面目。在我国文学史上，四唐说是唯一的断限的分期；一般论文的人总害怕“支离割剥”，所以尝试这种断限的分期的绝无仅有。从现在看来，这一说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创始。而这个创始还是以“文变”说为依据。《品汇·总叙》说选诗“校其体裁，分体从类，随类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各立序论”。品目有九，称为“九格”。初唐是“正始”。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是“接武”。晚唐是“正变”，“馀响”。方外异人等是“旁流”。初、盛、晚各自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为“正”者。《总叙》又道：

　　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

　　这里以诗为主，因诗及人，因人及时，再因时及诗，跟风雅正变说专“以其时”的大不相同了。“审其变而归于正”一语虽然侧重在“正”，但这个“正”并不是风雅正变的“正”，而是“变之正”，“趣时”的“正”；高氏以为一“时”的诗自有其“正”，他对于“时”是持着平等观的。

　　论“文变”的人，对于“时”多少持着平等观，但也还不免贵远贱近或“竞今疏古”的偏见；前者如《沧浪诗话》诋抑中晚唐诗，后者如《唐音》不录李、杜、韩三家。明末清初以来，公正不颇的平等观才渐渐出现。顾炎武《日知录》二十一《诗体代降》条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所谓“沿袭已久”，便是《南齐书·文学传论》说的“弥患凡旧”。顾氏能从诗体上确切断定诗有“不得不变”之“势”，是他的独到处；虽然他又说“不能不降”，还不免“伸正而诎变”的意思。至于“未尝不似而未尝似”，该是前引汪琬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不过顾氏专就诗体立论罢了。稍后叶燮作《原诗》，论盛衰正变，更见通达明晓。他道：

　　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

　　这里“不能伸正而诎变”，真是一语破的。又道：

　　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内篇》）

　　又道：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同上）

　　他指出诗在“相续相禅”，无日或息，就是说诗老是在“变”；其间“递衰递盛”，不能说在前必盛，在后必衰。而“后代之诗”“正变系乎诗”，系乎体，“诗递变而时随之”，所以当“以诗言时”，跟风雅正变说“以时言诗”不同。他又道：

　　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教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教厚。……（同上）

　　这也就是高棅说的“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不过更为直截了当罢了。诗体正变说经叶氏这一番阐发而大明。

　　历来倡复古的都有现成的根据；主求新的却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备。叶氏论诗体正变，第一次给“新变”以系统的理论的基础，值得大书特书。他说“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

　　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馀蕴。……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一大变也，而盛极矣。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馀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同上）

　　变有小大，“有因变而得盛者”，也有“因变而益衰者”。“伸正而诎变”并非全无理由；只是向来“伸正而诎变”的不加辨别，一笔抹杀，却不合道理。这段话发挥“变”的意义最为详切，真可算得“毫发无遗憾”。叶氏竭力攻击明代的复古派，但又似乎不愿意赞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为一个太率，一个太僻。他所以自辟蹊径来论盛衰正变；他的求新的倾向其实还是跟那两派一致的。稍后王士祯倡“神韵”，再后沈德潜倡“格调”，又都以复古为通变。但袁枚接着倡“性灵”，翁方纲接着倡“肌理”，诗又趋向新变。直到“文学革命”而有新诗，真是“变之极”了。新诗以抒情为主，多少合于所谓“高风远韵”，大概可以算得变而“归于正”罢。

　　叶氏说诗的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又说“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就是“循环”的注脚。在前明代王世贞也曾偶然见到这里，他在《艺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趋下。……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

　　这里论盛衰正和叶氏合拍，而语更详。按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变中有正，正中有变”。“变”本来还有“更相生”一义，见于《淮南子·原道》篇高诱注，正可以用在此处。正变相生是“循环”，王世贞的话是一例。但说“循环”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环论，照《原诗》所说，这个“环”其实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变而成体，就那一体而论，变固然是好的；综所有的体而论，这一变有加富增华之功，又是更好的。向来论“文变”的多说“变”而少说“正”，好像有变而无正似的。其实不然。他们的意思，变不一变，正也非一正；由正而变，变可以成正，但后正跟前正不一样，所谓“措之于用则不同”，“返之于体则不异”；而这个后正又将复变，如此的循环不穷。苏轼说韩愈出而天下之文“复归于正”，高棅说“审其变而归于正”，该都是变而成正的意思。这个“正——变——正”便是“文变”的程式，和德国大哲海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颇有相似处；而变总是有道理的，也合于他所说“凡现实的都是有道理的”。“文变”虽然兼诗文体而言，而以《易传》“变”的哲学为依据，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论“变”的都隐含“正”义，明、清以来，更显举“正”名，足见还是从风雅正变说推衍而出。不过不用来解诗，而用来评诗并指示作诗门径罢了。所以说这是“旁逸斜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