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新诗等等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在近几年里，歌谣的研究，已“附庸蔚为大国”了。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说最初的诗就是歌谣，或说一切诗渊源于歌谣，是不错的。但初期的诗直接出于歌谣，后来的便各有所因，歌谣只是远祖罢了。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时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
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以格律诗体，也是西洋货色。此外，翻译的日本的小诗，那洒脱的趣味与短小的诗形也给了不少的影响；但后来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诗彻头彻尾受着外国的影响，与皮黄和歌谣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后内容方面虽复归于老调，但也只是旧来诗、词、曲里的东西，与皮黄和歌谣仍然无关的。
新诗之没有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据？有人许要说，“是的”。但我想文学史的演进，到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变”的状态吧。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许要让新诗给填上。新诗即以形式论，无韵也好，有韵也好，自由体也好，格律体也好，总已给我们增出许多表现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表现旧来诗、词、曲所不能表现的，复杂的现代生活；我们更希望用它们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新诗也许不能打倒旧来一切诗、词、曲，但它至少总该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现在是这样相信着的。可是，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忽略过去；因为从历史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新诗若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帮助。
有人说，新诗（无论无韵，有韵，自由体，格律体）不便吟诵，也是冷落之一因。这或者是的。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新诗不能吟诵，不足吟诵，或不必吟诵之成见）。因前两种缘故，才有人不顾胡适之先生“自然音节”说，而去试创新律，如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都是，平伯在诗的新律（《我们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诗镌》出版，这新律运动便有了一定的标准，而且想造成风气了。《诗镌》里颇有几篇文说明这种新律，但我觉朱湘先生《志摩的诗》一文（去年《小说月报》一月号）或者更具体些，虽然此文并非为解释新律而作。这时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读诗会的提议；我可以说，这是从后两种缘故而来的。
他在《诗镌》上写了一篇小文，说明读诗的重要，并定下日子与地方，请人去听他读自己的诗。届期他“临时回戏”，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后，我却听见他的诵读了。他是用旧戏里丑角的某种道白的调子（我说不清这种调子什么戏里有）读的；那是一种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调子。他读了自己的两首诗，都用的这种调子。我想利用这种调子，或旧戏里，大鼓书里其他调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仅用一种调子去读一切的新诗，怕总是不合式的。这读新诗的事，实甚重要；即使没有下文所要说的唱新诗那样重要，也能增进一般人诵读新诗的兴味，与旧来的“吟诵”不同的兴味，并改进新诗本身的艺术的。可惜后来虽还有人提及此事（见《现代评论》），而读诗会始终没有实现。自然，这也是一种艺术，不是人人能讨好的。
现在我要说唱新诗。将新诗谱为乐曲，并实地去唱，据我所知，直到目下，还只有赵元任先生一人。好几年前，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便有了新诗的乐谱；我曾从那片子上，听过郑振铎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诗。前年北来至今，又三次听到赵先生的自弹自唱，都是新诗。这三回的印象虽也还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这回他在一个近千人的会场里，唱了两首新诗；弹琴的是另一个人。这或因他不用分心弹琴之故，或因乐曲之故，或因原诗之故：他唱的确乎是与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韵》。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叠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调子；这样，每一叠句便能与其上各句的情韵密合无间了。唱第二首里写海涛的句子，他便用汹汹涌涌的声音，使人竦然动念；到了写黄昏的句子，他的声音却又平静下去，我们只觉悄悄的，如晚风吹在脸上。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但是单有诗篇的唱奏，我想还不够的；我们得有些白话的歌剧，好好地写下来，好好地演起来，那是更有力的影响，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众，也未可知。说起白话的歌剧，我们极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势力，在小学校里和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观众里。我惭愧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在北平曾一见它的上演，觉得确是很好。不过一个歌剧，决不能撑持我们的局面；况且《葡萄仙子》是儿童的歌剧，我们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歌剧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证。
以上说的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立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至于皮黄，本身虽不能成为新体诗，它的音乐，还有大鼓书的音乐（据我所知，大鼓书似有两种唱法，——其细微的派别我可不管，也说不出——像白云鹏，虽然是唱，实在可说是念白，与别人的不同。我上文论读诗可利用大鼓调，便是指此，写到这里，我想大鼓书的文句似比皮黄繁复，它的本身也许可以变成新体诗，与现在的新诗同去填文学史上那股空白，固不仅音调可供我们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来唱新诗或新的白话歌剧，我还不能说；我希望有人试一试——若有成绩，就让这皮黄音乐化或大鼓书音乐化，与那西洋音乐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