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旬刊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又说，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但他们并不专用大众文学的旧形式，他们也要创造新的。这个旬刊最近情形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这三期说，他们利用旧形式要比创造新的，成绩好些。那些用民谣、小调儿歌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还不免肤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谣（包括俗曲）的标准说，也不比流行的坏。况且总还有调子，要是真歌唱起来，调子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里，觉得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那是对山歌。对山歌离不了重叠与连锁两种表现法，结构容易紧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当然可以取巧些。至于那些用新形式写的，除了分行外，实在便无形式；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些诗里，也许确有“新世纪的意识”，但与所有的新诗一样，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他们提倡朗读；可是这种诗即使怎么会朗读的人，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举一个题目罢，“回忆之塔”（见第二期），你说，要费多少气力才能向大众解释清楚？他们谁又耐烦听你！《文学月报》中蓬子君的诗似乎也是新意识，却写得好，可是说到普及也还是不成。
去年JK君在《文学月报》上提出“大众文艺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北斗》还特地用这个题目征过一回文。那些文里有两个顶重要的意见：一是要文学大众化，先得生活大众化；所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二是在大众中培养作家。这是根本办法；不然，大众文艺问题，终于是纸上谈兵而已。不过那些还未“化”或者简直“化”不了的人也当睁眼看看这个时势，不要尽唱爱唱穷，唱卑微，唱老大。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于自我狂。要知道个人的价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剌剌不休，徒讨人厌罢了。再则无论中外，大作品决不是自叙传，至少决不仅仅是自叙传。还有从前人喜欢引用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种。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寸心知”，那实在可以不必写。就算这指的是那精致的技巧，但技巧精微至此，也就无甚价值可言。诗的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分题，自然也可用同样原则处置。可是诗以述情为主，要用比喻，没有小说戏剧那样明白，又比较简练些，接近大众较难（叙事诗却就不同）。所以大众化起来，怕要多费些事。《新诗歌》中对于这一层似乎还未论到。第二期里有《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一文，论到新诗歌的题材，列举九项，都可采用；此外足以表现时代的材料想来还有。总之，最好撇开个人；但并非不许有个性在文章里。材料的选择，安排与表现，与文章的感染力相关甚大。这多半靠个人的才性与功夫；所谓个性，便指的这些。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里也论到新诗歌的形式，他们分列四项，大概不外利用旧的与创造新的。旧的指歌谣的形式。照我的意见，歌谣应包括徒歌与俗曲（小曲，小调，唱本等）；徒歌又分为可歌可诵两类，七言四句的山歌属于前者，长短参差的歌语属于后者。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谣三种都有。当然，俗曲还得加上乐调一个成分，极要紧的成分。不过那已在文学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所以辞句幼稚粗疏的多。（见《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诵的一类无一定形式可言。可唱的一类以七言四句一节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可重叠到许多节。节不限于四句，但七言总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为主。七言外有时加些衬字，叠字，虚腔，但基本形式总看得出。至于北平的“弦子书”，有时长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与七言同，那却带着乐调的关系了。
俗曲中还有一种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读；大鼓书里有时用它，皮黄里简直以它为主。俗曲的篇法却无定，则因为要跟着乐调走。这些组织与形式，都可试验。但各种形式全带韵脚，韵脚总是重读。虽有无韵句间隔而太少；篇幅短还行，长了就未免单调。这层多换韵也许可以补救一些。还有一层，韵句多了，令人有头轻脚重之感；这个可不容易补救，只有将篇幅剪裁得短些。实在短不了的，便须用新形式。创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论；英国诗里的“无韵体”，却似乎可以采用。近年来新诗人试验的外国诗体很多，成绩以徐志摩君为最。他用“无韵体”，结果不算坏。这种体似乎最能传出说话曲折的神气。我们不一定照英国规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数与同数的重音，才能整齐，才能在我们的语言里成功一首歌。至于中国语里有轻音的现象。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早已说过了。这种歌虽不可唱而可诵。《新诗歌》里主张朗读，这种诗体是最相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