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的足本于1981年整理出版。

　　该故事的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而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他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第一次“出逃”到大学去旁听，不仅没能赚上钱，反而灰溜溜地回家来。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在家的窝囊处境，于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不用再说，穷朋友们的眼睛都亮了，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那种憋在心中的窝囊火终于烟消云散了。“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即刻从青岛逃到了上海，住在一个没有窗子、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吃的永远是蛋炒饭，却自我安慰说不吃饱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可以说，马伯乐在行为上都倒退到和叫花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却欣赏着叫花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花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

　　《马伯乐》描写了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混乱和狼狈，刻画了马伯乐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的投降主义者的嘴脸。在当时给世人一个警醒，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幅难得的战乱世俗图。该作品揭露了中国抗战现实中“一方面庄严，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的状况。

　　内容简介

　　足本《马伯乐》共分两部，从空间来说，第一部由两章构成，写的是马伯乐从家乡青岛到上海，抗战开始后，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也逃难来到上海，马伯乐决定带全家人离开上海去汉口。

　　第二部，共九章，约八万字。前四章都是写马伯乐与全家是如何狼狈挣扎在旅途，如何由上海经南京，车船辗转到了汉口，后面第五章至第九章写马伯乐在汉口的一场恋爱和失恋。结束时这家人决定再逃难到重庆。

　　创作背景

　　大约在1931年，正值青春年少的萧红在哈尔滨流浪期间，受到了未婚夫王恩甲的诱骗，二人同居于旅馆，在萧红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的时候，王恩甲以回家拿钱为由，从此一去不复返。萧红的心灵无疑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作为一位性格刚烈、情感细腻的女人，生命之中的第一个男人如此绝情地将其抛弃，以致饱经摧残的她对家庭不再抱有幻想，想必这种身心的伤痛纵然时光流逝也挥之不去，留给萧红的是对懦弱、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深深的失望和鄙夷。《马伯乐》的主人公马伯乐的情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探照出作者心灵的苦痛。

　　1939年，萧红在重庆期间就开始酝酿关于《马伯乐》的构思。1940年，萧红到香港后开始写作《马伯乐》，直到1941年夏因病重辍笔。

　　人物介绍

　　马伯乐

　　马伯乐从小不愁吃、不愁穿，却也很少感受到亲情和爱抚。他害怕父亲的威严、蔑视父亲倾慕外国人的可笑可厌的作派，他也嫌恶太太的虚伪，他与他的家庭并不相融。他感到自己犹如家中的奴仆一般，走路也是“溜溜的” 。因而他敏感又胆怯，犹如一只被猎人追赶的惊疑的兔子，稍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

　　在家中，马伯乐也算是个少爷，但他并没有地位，加之高中毕业后一直闲居家中，特别是开书店败归，使全家上下都瞧不起他，无人愿意理睬他。

　　马伯乐胆小自私：他从不愿借钱给朋友;从未真正关心过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危险来临，他只有动物式的本能反应——保护自己。他卑琐无能：大学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上没有自立的能力，爱情上没有追求的勇气。他浅薄虚荣：在无钱者面前夸耀他的财富，在无知者面前炫耀他的“博学”。然而他又敏感脆弱、孤独寂寞，没有人疼爱他、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尊重他。他为自己的处境苦闷、不平，因而他也是悲哀的、优伤的。

　　马伯乐不满于现实，却从未尝试过改变现实;他渴望自己能有事业上的成功，却从未积极地努力过。马伯乐的性格和心理矛盾复杂，但都可以统摄于一个核心之下，那就是马伯乐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逃避。

　　主题思想

　　《马伯乐》主题思想：对国民性的思考

　　《马伯乐》蕴含着作家对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期冀和追求;流露的是作家希望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满腔热忱;寄托的是作家想要提高民族精神素质的深刻思考，而这个主旨在作品中是展开在纵横两条线索上的。

　　作品主旨的纵向体现：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存环境——青岛。这是一个曾经一度遭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程度颇深的城市。可以说，它既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又是作品主人公隆重上演的“舞台”。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0年萧红写作《马伯乐》，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也是中华民族受尽屈辱和奴役，民族精神遭遇空前侵蚀的一百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失败主义情绪滞留在民族意识中，而其中“媚洋”和“恐洋”这个“疑难杂症”带给人们的精神躯体的危害则更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肆意掠夺和涂炭生灵，如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强盗行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做出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马伯乐第一代：马伯乐之父——他的观念里带有明显的洋奴特征。在他看来“凡是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的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甚至更无耻地扬言：“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为咱们好。”外国的经济侵略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这不能不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留下的崇洋恐洋的“恶瘤”。同时，这个人还将基督教作为自己吝音、自私、残酷的幌子，实在是极其虚伪和荒谬的。因此，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文化侵略之下，丧失国格、人格，对外奴颜脾膝，对内恃强凌弱的“叭儿狗”、“看眼兽”。是崇洋、恐洋症的一个活“标本”。

　　马伯乐第二代：马伯乐，他不但继承了其父辈的自私、吝啬、残忍的恶劣品性，而且更主要是继承了崇洋、恐洋的精神弱点。比如，他要么妄自菲薄地散布“中国人非得外国人治不可”，“日本人打中国，中国一定打不赢”的洋奴言论，要么就是张口闭口的“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第三代：马伯乐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卫的品性简直就是马伯乐的临摹和再版。老二约瑟似乎很有些“ 阳刚之气”，叛逆的他是马家上下众望所归的“英雄”，是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因此家人对他赞许有加：“中国的小孩，若都像约瑟似的，中国亡不了，管你是谁呢，一律打过去”。然而，这个让马家上下为之“骄傲”、“自豪”的“英雄”，在外人的眼中却与“强盗”、“土匪”、“流氓”、“无赖”无异。可见，马家第三代的价值取向就是： 要么像大卫那样继续做奴隶，任人宰割，要么像约瑟那样做“强盗“奴役别人。

　　战争的强力震落了长期以来蒙盖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的厚重灰尘，使它本身的脉络和刺目缺陷得到彰显。在该作品中，可以看到，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的积淀。在新的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候，那个只知道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窝囊废，以及天生的软骨病的马伯乐，其崇“洋”又拒“洋”、媚“洋”又恐“洋”的尴尬与矛盾心理，实际上透射出的是国人更多的愚昧、更大的怯懦和更深的无奈。因此，该作品的纵向线索暗示的就是：中华民族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痛下决心，摘除民族精神躯体上的“恶瘤”、“肿块”，医治百年磨难带给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损伤。

　　在萧红的笔下，在战火中艰难喘息、历经磨难的中国就像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和一个遭遇了强暴的女子一样，毫无抵抗力和支撑力。更别说拥有抗暴力和自救力了。

　　是的，人们通常会用“八年抗战”来言说一个民族抗击外敌的顽强和坚韧。然而，人们却很少去思量这样的问题：一个偌大的民族为什么要用整整漫长的八年才击退一个小小的异族入侵。

　　总之，从以上纵横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作者萧红的确在该作品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作品同时也凝结着在战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对现实、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显示出萧红注目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确立;注目于民族精神振兴的宏伟工程。萧红借助《马伯乐》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讲，“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正因为其“愚弱”，所以萧红才用严峻审视的态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讽刺来对待他。

　　人物形象

　　在《马伯乐》中，萧红选择了以男性为主人公，并且一改以前写小说重写实和抒情而不特别重视人物性格刻画的特点，充分地锤炼讽刺才能，刻画了性格颇为复杂的马伯乐的形象。马伯乐是一个滑稽的人物。写这个人物，萧红用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把人物的种种个性挖掘出来。萧红对于主人公的外貌只在开篇用一笔轻轻带过“看外表，他很瘦”，接下去主要是通过揭示他自相矛盾的言行，用幽默嘲笑的笔调，印象式、漫画式地勾勒人物，让读者带着笑声走近这个人物，去感受他的滑稽可笑，同时也品味他的可悲可叹。他自诩“现代有为的青年”，却一事无成，“终年地闲着”。他似乎很爱国，终日“忧国忧民”，一到危急关头却只爱他自己，逃得比谁都快。马伯乐厌恶自己毫无生气的家庭，曾三次离家出走，最终却都只有灰溜溜地回来，只能依仗父亲的钱财度日。他看不起父亲崇洋媚外，自己却对外国人点头哈腰，明明对方理亏他都要倒赔不是。马伯乐的口头禅是：“真他妈的中国人。” 这句话表现了他很微妙的心理状态：自己身为中国人，却又从骨子里头瞧不起中国人。这看是一句牢骚话，实则揭示了马伯乐自轻自贱而又自高自大的心理，从他身上，透视出灵魂深处的黑暗。

　　看外表，马伯乐不仅瘦而且弱，小说里多处表现出“他的身体不十分好”。看性格和内心，马伯乐也跟“男子汉” 的标准相去甚远。他总是抱着伤感、悲哀的心态看待一切。逃跑是他对待现实窘况的唯一的办法。他怀揣着父亲资助的钱去上海开书店，结果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倒闭了，钱全部被吃光用光。这个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妻活儿了。不仅如此，他还搜肠刮肚地哄骗太太的钱，太太对他恨铁不成钢。马伯乐也颇有几分小聪明，只是都耍在贪小便宜或是投机取巧的事情上。

　　家庭中，在日常事情的处理上，马伯乐的太太考虑问题比他更周到。比如当他们一家子在上海重聚后，两人讨论要往哪里逃难。马太太主张去西安，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家人;马伯乐考虑的则是哪里多熟人，哪里热闹就去哪里。马伯乐就是这么一个人：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但永远表现出历尽千辛万苦、受了万般委屈的样子。当他也流汗出力做点什么的时候，又全是无聊之事、无效之劳。更多的时候，他只为他自己行动着、存在着。总之，马伯乐这个形象从外表到内心都呈现出“弱小”的特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软弱、胆小、无能、庸俗、毫无责任感等种种个性与人们传统观念中赋予男性的坚强、勇敢、有为、理智、勇于承担责任等“大丈夫”的品质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传统观念中“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通过马伯乐这一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消解。

　　马伯乐受到太太的轻视，更受到人生路上勇毅前行的萧红的轻视。马伯乐热衷于逃难，并且乐此不疲，他的形象也是在逃难的情节中逐渐鲜明和完善起来的。芦沟桥事变一发生，他立刻从青岛的家中独自逃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逃难”旅程。

　　反讽叙事

　　萧红主要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完成《马伯乐》人物塑造，全篇造成一种喜剧效应。在表述方式上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萧红捕捉住人物的某些生活习性并加以放大，通过夸张的描写在日常生活琐事中突现其可笑性，以达到讥刺的效果。第一部中写马伯乐只身逃难到上海后，生活上没人照料，他又是个懒惰成性的人，于是从日用品到自身的清洁都采用一个“刮” 字：“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小木片刮”;“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进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处抱着乱搔刮一阵”。“刮”这个动作，活画出马伯乐的懒入骨髓。在这里，萧红可以完全放弃她的温婉性情和笔触，用如此直接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描写，突出、强化人物的丑态，让人要掩嘴而笑又要掩鼻而逃，甚至令人作呕。萧红可以既精心又随意地做到了。

　　她甚至将一些生活细节进行反复描写，加强对人物刻画和讽刺的力度。比如写马伯乐逃难时住在一个卧房兼厨房的黑暗的房子里，他从不整理房间，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总是踢倒油瓶子或是盐罐子。这个细节重复了好几次。这恰恰是萧红有意而为之的。女性，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注目于细微之处，甚至珍爱她们捕捉到的这一切并沉溺其中。而细腻善感的萧红，更是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并且在这些细节中体会到特殊的生活环境的意味，通过反复而不断强调，更深化了人物性格。

　　萧红紧紧地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并且善于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揭示主人公虚伪和可笑的一面, 从而达到嘲讽的目的。比如第一部中写到马伯乐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到中餐馆吃饭，总是先摸一摸椅子是否干净，看一看筷子是否干净，看完之后，“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讲卫生”、“干净”在这里是庄词谐用的反语，体现了萧红对主人公的嘲笑。这个看似很爱干净，实则邋遢的人到了西餐馆就完全是另一种表现：椅子，“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刀叉也是“看也不看，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萧红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放在一起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需过多的评论，读者对主人公的虚伪和可笑就已经心领神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