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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口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
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大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大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大大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的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的，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大屋里来。大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只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
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XX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