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到这里，大门外边有两个说着“咯大内、咯大内”的话的绿色的带着短刀的人走过。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同时变毛变色的说：“今年冬天的雪不小，来春的青苗错不了呵！……”

　　那两个人“咯大内、咯大内”的讲着些个什么走过去了。

　　“说鬼就有鬼，说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来就走了，把那写着“大中华民国”的信封，一边走着一边撕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而后放在嘴里咬着，随咬随吐在地上。他径直走上正房的台阶上去了，在那台阶上还听得到他说：“活见鬼，活见鬼，他妈的，活见鬼……”

　　而后那房门喀喀的一响，人就进去了，不见了。

　　清雪还是照旧的下着，那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的工作起来。

　　这大锯的响声本来是“扔扔”的，好像是唱歌似的，但那是离得远一点才可以听到的，而那拉锯的人自己就只听到“唰唰唰”。

　　锯沫子往下飞散，同时也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发散出来。那气味甜丝丝的，松香不是松香，杨花的香味也不是的，而是甜的，幽远的，好像是记忆上已经记不得那么一种气味的了。久久被忘记了的一回事，一旦来到了，觉得特别的新鲜。因为那拉锯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锯沫子来放到嘴里吞下去。就是不吞下这锯沫子，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绿盈盈的贴身的树皮来，放到嘴里去咬着，是那么清香，不咬一咬这树皮，嘴里不能够有口味。刚一开始，他们就是那样咬着的。现在虽然不至再亲切得去咬那树皮了，但是那圆滚滚的一个一个的锯好了的木墩子，也是非常惹人爱的。他们时或用手拍着，用脚尖触着。他们每锯好一段，从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去吧，上一边呆着去吧。”

　　他们心里想，这么大的木头，若做成桌子，做成椅子，修房子的时候，做成窗框该多好，这样好的木头那里去找去！

　　但是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眼看着一块材料不成用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把人的脸，把人的衣服都给闪着光，人在清雪里边，就像在一张大的纱帐子里似的。而这纱帐子又都是些个玻沫似的小东西组成的，它们会飞，会跑，会纷纷的下坠。

　　往那大门洞里一看，只影影绰绰的看得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

　　可是拉大锯的响声，在下雪的天气里，反而听得特别的清楚，也反而听得特别的远。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人们都走进屋子里去过生活了。街道上和邻家院子，都是静静的。人声非常的稀少，人影也不多见。只见远近处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

　　尤其是在旷野上，远远的一望，白茫茫的，简直是一片白色的大化石。旷野上远处若有一个人走着，就像一个黑点在移动着似的；近处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个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这下雪的天气里是很奇怪的，远处都近，近的反而远了，比方旁边有人说话，那声音不如平时响亮。远处若有一点声音，那声音就好像在耳朵旁边似的。

　　所以那远处伐树的声音，当他们两个一休息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

　　因为太远了，那拉锯的“扔扔”的声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庄，而听到那最后的音响似的，似有似无的。假若在记忆里边没有那伐树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树的声音了。或者根本就听不见。

　　“一百多棵树。”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那个地方原来有一百多棵树。

　　在晴天里往那边是看得见那片树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见了，只听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们一想，就定是那伐树的声音了。

　　他们听了一会，他们说：“百多棵树，烟消火灭了，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一年不如一年，完了，完了。”

　　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耿大先生从前问小孩子们：“长大做什么？”

　　小孩子们就说：“长大当官。”

　　现在老早就不这么说了。

　　他对小孩子们说：“有吃有喝就行了，荣华富贵咱们不求那个。”

　　从前那客厅里挂着画，威尔逊，拿破仑，现在都已经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仑，英雄威武得实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剑。

　　耿大先生每早晨吃完了饭，往客厅里一坐，第一个拿破仑，第二个威尔逊，还有林肯，华盛顿……挨着排讲究一遍。讲完了，大的孩子让他照样的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让他用手指指出那个是威尔逊，那个是拿破仑。

　　他说人要英雄威武，男子汉，大丈夫，不做威尔逊，也做拿破仑。

　　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画都从墙上摘下去了，另换上一个老孔，宽衣大袖，安详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红的嘴唇，一看上去就是仁义道德。但是自从挂了这画之后，只是白白的挂着，并没有讲。

　　他不再问孩子们长大做什么了。孩子们偶而问了他，他就说：“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

　　这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才改变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说：“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这还都是大少爷在家里时的思想。大少爷一走了，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心里暗恨生气，只觉得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了，年青的人，听说那方面热闹，就往那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青的时候，也是这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现在还不是，青年人，血气盛，听说了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了。说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的。

　　本地县中学里的学生跑了两三个。听说到了上海就被抓起来了。听说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这些或者不是事实，耿大先生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听说，他就有点相信。他想儿子既然走了，是没有法子叫他回来的，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没有几天，也是回来的。年青人就是这样，听了什么一个好名声，就跟着去了，过了几天也就回来了。

　　耿大先生把这件事不十分放在心上。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在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来那孩子有点不对。那孩子的眼泡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他母亲一句话，他说：“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他们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一天咱们中国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时候，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