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鹿自从东洋回国以来，总没有穿过洋服，连皮鞋也要等下雨时节才穿的。有一次妻子鼓励他去做两身时式的洋服，他反大发起议论，说中华民国政府定什么“大礼服”“小礼服”的不对。用外国的“燕尾服”为大礼服，简直是自己藐视自己，因为堂堂的古国，连章身的衣服也要跟随别人，岂不太笑话了！不但如此，一切礼节都要跟随别人，见面拉手，兵舰下水掷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类，都是无意义地模仿人家的礼节。外人用武力来要土地，或经济侵略，只是物质的被征服；若自己去采用别人的衣冠和礼仪，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这还成一个民族么？话说归根，当然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服。但妻子以为文明是没有国界的，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随人家。她反问他：“你为什么又跟着外国人学剪发？”他也就没话可回答了。他只说：“是故恶乎佞者！你以为穿外国衣服就是文明的表示么？”他好辩论，几乎每一谈就辩起来。他至终为要讨妻子的喜欢，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买了一双黄皮鞋，一顶中摺毡帽。帽子既不入时，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来的蓝布大褂自由。

　　志能这位小姐实在不是一个主持中馈 的能手，连轻可的茶汤也弄得浓淡不适宜。志能的娘家姓陈，原是广西人，在广州落户。她从小就与东野订婚，订婚后还当过他的学生。她母亲是个老寡妇，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家里的资财很富裕，恐怕没人承继，因为梦鹿的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将一切交付与他。梦鹿留学日本时，她便在一个法国天主教会的学堂念书。到他毕业回国，才举行婚礼，不久，她又到欧洲去。因为从小就被娇养惯，而且她又常在交际场上出头面，家里的事不得不雇人帮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来吃午饭，所有的都排列在膳堂的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时计，孩子也急得了不得。门环响时，孩子赶着出去开门，果然是他回来了。妻子也迎出来，见他的面色有点不高兴，知道他又受委屈了。她上下端详地观察丈夫的衣服、鞋、帽。

　　“你不高兴，是因你的鞋破了么？”妻子问。

　　“鞋破了么？不。那是我自己割开的。因为这双鞋把我的脚趾挤得很痛，所以我把鞋头的皮割开了。现在穿起来，很觉得舒服。”

　　“咦，大哥，你真是有一点疯气！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里请他给你挣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买一双，现在弄得把袜子都露出来，像个什么样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个人第一次说我是疯子。你怎么不会想鞋子岂是永远不破的？就是拿到鞋匠那里，难保他不给挣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费许多工夫？我自己带着脚去配鞋子，还配错了，可怨谁来？所以无论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于另买的话，那笔款项还没上我的预算哪。”其实他的预算也和别人的两样，因为他用自己的钱从没记在账本上。但他有一样好处，就是经理别人的或公共的款项，丝毫也不苟且。

　　孩子对于他的不乐另有一番想象。他发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员会，莫不是叔叔又和黄先生辩论了？”

　　“我何尝为辩论而生气？”他回过脸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兴校长忽然在教员会里，提起要给我加薪俸。我每月一百块钱本自够用了，他说我什么办事认真，什么教导有方，所以要给我长薪水。然而这两件事是我的本务，何必再加四十元钱来奖励我？你说这校长岂不是太看不起我么？”说着把他脚下的破而新的皮鞋脱下，换了一双布鞋，然后同妻子到饭厅去。

　　他坐下对妻子说：“一个人所得的薪水，无论做的是什么事，应当量他的需要给才对。若是他得了他所需的，他就该尽其所能去做，不该再有什么奖励。用金钱奖励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长会用这方法来待遇我！”

　　妻子说：“不受就罢了，值得生那无益的气。我们有的是钱，正不必靠着那些束脩。此后一百块定是不够你用的，因为此地离学校远了，风雨时节总得费些车钱。我看你从前的生活，所得的除书籍伙食以外，别的一点也不整置，弄得衣、帽、鞋、袜，一塌糊涂，自然这些应当都是妻子管的。好吧，以后你的薪水可以尽量用，其余需要的，我可以为你预备。”

　　丈夫用很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说：“又来了，又来了！我说过一百块钱准够我和延禧的费用。既然辞掉学校给我加的，难道回头来领受你的‘补助费’不成？连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带着气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饭碗来狠狠地扒饭，扒得筷与碗相触的声音非常响亮。

　　妻子失笑了，说：“得啦，不要生气啦，我们不‘共产’就是了。你常要发你的共产议论，自己却没有丝毫地实行过，连你我的财产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

　　“我决不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我要人帮助，也想帮助别人，这世间若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不成的。人怎能自满到不求于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两样的。你知道若是一个丈夫用自己的钱以外还要依赖他的妻子，别人要怎样评论他？你每用什么‘共产’‘无政府’来激我，是的，我信无政府主义，然而我不能在这时候与你共产或与一切的人共产。我是在预备的时候呢，现在人们的毛病就是预备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于实行，那还成么？”他把碗放下，拿着一双筷子指东挥西，好像拿教鞭在讲坛上一样。因为他妻子自回来以后，常把欧战时的经济状况，大战后俄国的情形，和社会党共产党的情形告诉他，所以一提起，他又兴奋地继续他的演说：“我请问你，一件事情要知道它的好处容易，还是想法子把它做好了容易？谁不知道最近的许多社会政治的理想的好处呢？然而，要实现它岂是暴动所能成事？要知道私产和官吏是因为制度上的错误而成的一种思想习惯，一般人既习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们因理启悟，去非归是。我们生在现时，应当做这样的工夫，为将来的人预备……”

　　妻子要把他的怒气移转了，教他不要想加薪的事，故意截着话流，说：

　　“知就要行，还预备什么？”

　　“很好听！”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说，“为什么要预备？说来倒很平常。凡事不预备而行的，虽得暂时成功，终要归于失败。纵使你一个人在这世界内能实行你的主张，你的力量还是有限，终不能敌过以非为是的群众。所以你第一步的预备，便是号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这样回答。

　　丈夫这才把筷子收回来，很高兴地继续地说：“你以为实行和预备是两样事么？现在的行，就是预备将来。好，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比喻。比如有所果园，只有你知道里头有一种果子，吃了于人有益。你若需要，当然可以进去受用，只因你的心很好，不愿自己享受，要劝大家一同去享受。可是那地方的人们因为风俗习惯迷信种种关系，不但不敢吃，并且不许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