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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是相当的细心的。对中国的一切,他们从好久就有很详密的观察与调查,而自居为最能了解中国人的人。对中国的工矿农商与军事的情形,他们也许比中国人还更清楚,但是,他们要拿那些数目字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正好象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作出欣赏山水的诗来。同时,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

  国际间的友谊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础,彼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世界上才会有和平。日本人的办法,反之,却象一个贼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窃,因贿赂了一两条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从此,他便认为宅子中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而以为宅子中只有那么一两条可以用馒头收买的狗。这,教日本人吃了大亏。他们的细心,精明,勤苦,勇敢,都因为那两条狗而变成心劳日拙,他们变成了惯贼,而贼盗是要受全人类的审判的!

  他们没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在他们的军人心里,以为用枪炮劫夺了平津,便可以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一方面假装静候政治的解决,一方面实行劫抢,先把他们的衣袋装满了金银。这样,他们自己既可达到发财的目的,又可以使军人的声势在他们国内继长增高。因此,上海的抗战,使在平津的敌寇显出慌张。他们须一方面去迎战,一方面稳定平津;他们没法把平津的财宝都带在身上去作战。怎样稳定平津?他们在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肆意的屠杀固然是最简截明快的办法,但是,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战,他们开始觉到屠杀也许是危险的事,还不如把他们所豢养的中国狗拉出几条来,给他们看守着平津。

  假若在这时候,他们能看清楚,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在物质的损失中,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他们就会及时的收兵,免得使他们自己堕入无底的深渊。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而只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了一切。人类最大的惨剧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计价值,象熊或狗似的老想试试自己的力气,而忽略了智慧才是最有价值的,与真有价值的。

  酝酿了许久的平津政治组织,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务委员会外,只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维持会,与替日本人维持地面的市政府。日本军人们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样的简陋的场面颇有损于“帝国”的尊严。汉奸们很不高兴,因为出头的人是那么少,自己只空喜欢了一场,而并不能马上一窝蜂似的全作了官。好讽刺的人管这叫作傀儡戏,其实傀儡戏也要行头鲜明,锣鼓齐备,而且要生末净旦俱全;这不能算是傀儡戏,而只是一锣,一羊,一猴的猴子戏而已。用金钱,心血,人命,而只换来一场猴子把戏,是多滑稽而可怜呢!

  冠晓荷听了丁约翰的一番话,决定去加入猴子戏,而把全面的抗战放在一边,绝对不再加以考虑。市长和警察局长既然发表了,他便决定向市政府与警察局去活动。对市政与警政,他完全不懂,但是总以为作官是一种特别的技巧,而不在乎有什么专门的学识没有。

  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晓荷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出点原谅自己的道理:“我看哪,说不定上海的作战只是给大家看看,而骨子里还是讲和。讲和之后,北平的官员还是由南京任命,所以现在北平也大更动人。要不然,就凭咱们这点本事,经验,和活动的能力,怎么会就扑个空呢?”

  “放你的狗屁!”大赤包心中也不高兴,但是还咬着牙不自认失败。“你的本事在哪儿?我问问你!真有本事的话,出去一伸手就拿个官儿来,看看你!不说你自己是窝囊废,倒胡猜乱想的泄自己的气!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就泄了气还行吗?挺挺你的脊梁骨,去干哪!”

  冠先生很难过的笑了笑。不便和太太吵嘴,他暗中决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也得弄个官儿,教她见识见识!

  这时候,真的消息与类似谣言的消息,象一阵阵方向不同,冷暖不同的风似的刮入北平。北平,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经死去,而北平人却还和中国一齐活着,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动。东北的义勇军又活动了,南口的敌人,伤亡了二千,青岛我军打退了登陆的敌人,石家庄被炸……这些真的假的消息,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猜测,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他年轻,他在京北开车,他老不回家……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一定是他!

  可是,钱宅的街门还是关得严严的,他们无从去打听消息。他们只能多望一望那两扇没有门神,也没有多少油漆的门,表示尊敬与钦佩!

  瑞宣听到人们的嘀咕,心中又惊又喜。他常听祖母说,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许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尽殉难。不管他们殉难的心理是什么,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这回日本人攻进北平,人们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除了阵亡的将士,并没有什么殉难的官员与人民。这是不是真正的聪明呢?他不敢断定。现在,听到钱二少爷的比自杀殉难更壮烈,更有意义的举动,他觉得北平人并不尽象他自己那么因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钱老人曾经对瑞全讲过二少爷的决定不再回家。同时,他深怕这件事会连累到钱家的全家,假若大家因为钦佩钱仲石而随便提名道姓的传播。他找了李四爷去。

  李四爷答应了暗地里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而且赞叹着:“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

  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可是没有去,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说出来倒教老人不放心。

  李四爷去嘱咐大家,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可是,在他遇到小崔以前,小崔已对尤桐芳说了。小崔虽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尤桐芳和高第可是还坐他的车;桐芳对苦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车,而且多给点钱,好教小崔没白挨了大赤包的一个嘴巴;高第呢是成心反抗母亲,母亲越讨厌小崔,她就越多坐他的车子。

  坐着小崔的车,桐芳总喜欢和他说些闲话。在家里,一切家务都归大赤包处理,桐芳不能过问。她虽嫁了人,而不能作主妇,她觉得自己好象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因此,她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虽然穷苦,虽然常挨打,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小崔呢,不仅向桐芳报告家政,也谈到街坊四邻的情形。照着往常的例子,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也告诉了她。

  “冠太太!”不当着冠家的人,他永远称呼她太太,为是表明以好换好。“咱们的胡同里出了奇事!”

  “什么奇事?”她问,以便叫他多喘喘气。

  “听说钱家的二爷,摔死了一车日本兵!”

  “是吗?听谁说的?”

  “大家伙儿都那么说!”

  “喝!他可真行!”

  “北平人也不都是窝囊废!”

  “那么他自己呢?”

  “自然也死喽!拚命的事吗!”

  桐芳回到家中,把这些话有枝添叶的告诉给高第,而被招弟偷偷听了去。招弟又“本社专电”似的告诉了冠先生。

  晓荷听完了招弟的报告,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为摔死别人,而也把自己饶上,才不上算!除了这点批判而外,他并没怎样看重这条专电。顺口答音的,他告诉了大赤包。

  大赤包要是决定作什么,便连作梦也梦见那回事。她的心思,现在,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所以刮一阵风,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她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听到钱二少的消息,她马上有了新的决定。

  “晓荷!”她的眼一眨一眨的,脸儿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颇似西太后与内阁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似的。“去报告!这是你的一条进身之路!”

  晓荷楞住了。教他去贪赃受贿,他敢干;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胆气。

  “怎么啦?你!”大赤包审问着。

  “去报告?那得抄家呀!”晓荷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都死在刀下,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