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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忙着听广播,忙着看报,忙着比较消息,忙着判断消息的可靠与否,有时候狂喜,有时候忧郁,他失去平日的稳重与平衡,好象有点神经病似的了。

  他可是没有忘了天天去看钱默吟先生。钱先生渐渐的好起来。最使瑞宣痛快的是钱老人并没完全失去记忆与思想能力,而变为残废。老人慢慢的会有系统的说几句话了。这使瑞宣非常的高兴。他晓得日本人的残暴。钱老人的神志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同时,他切盼能听到钱先生述说被捕受刑的经过,而详细的记载下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信实的,亡城史料。

  可是,钱老人的嘴很严。他使瑞宣看出来,他是绝对不会把被捕以后的事说给第二个人的。他越清醒,便越小心;每每在他睡醒以后,他要问:“我没说梦话吧?”他确是常说梦话的,可是因为牙齿的脱落,与声音的若断若续,即使他有条理的说话,也不会被人听懂。在清醒的时候,他闭口不谈被捕的事。瑞宣用尽了方法,往外诱老人的话,可是没有结果。每逢老人一听到快要接触到被捕与受刑的话,他的脸马上发白,眼中也发出一种光,象老鼠被猫儿堵住了的时候那种惧怕的,无可如何的光。这时候,他的样子,神气都变得象另一个人了。以前,他是胖胖的,快乐的,天真的,大方的;现在,他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缺了许多牙齿,而神气又是那么惊慌不安。一看到这种神气,瑞宣就十分惭愧。可是,惭愧并没能完全胜过他的好奇。本来吗,事情的本身是太奇——被日本宪兵捕去,而还能活着出来,太奇怪了!况且,钱老人为什么这样的不肯说狱中那一段事实呢?

  慢慢的,他测悟出来:日本人,当放了老人的时候,一定强迫他起下誓,不准把狱中的情形告诉给第二个人。假若这猜得不错,以老人的诚实,必定不肯拿起誓当作白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老人的通达是不亚于他的诚实的,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被迫起下的誓言呢?不,事情恐怕不能就这么简单吧?

  再一想,瑞宣不由的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作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毒刑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的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净了!

  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儿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的向远处看,好象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楞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楞着。瑞宣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楞——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

  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宣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宣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他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楞起来。他已不象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象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宣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教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

  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宣为难,可是瑞宣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儿。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有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晓荷。金三爷或瑞宣偶然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瑞宣猜不透老先生的心里。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呢?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宣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宣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作些什么呢?一个谜!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

  可是,每逢他来到,钱老人便特别的高兴。这使瑞宣几乎要有点嫉妒了。瑞宣晓得往日金三爷在钱老人的眼中,只是个还不坏的亲友,而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物。虽然诗人的心中也许尽可能的消灭等级,把只要可以交往的人都看作朋友,一律平等,可是瑞宣晓得老人到底不能不略分一分友人的高低——他的确晓得往日金三爷并不这样受钱老人的欢迎。

  瑞宣,当金三爷也来看病人的时候,很注意的听两位老人都说些什么,以便猜出钱老人特别喜欢金三爷的理由。他只有纳闷。金三爷的谈话和平日一样的简单,粗鲁,而且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绝对没有启发心智或引人作深想的地方。

  在庆祝保定陷落的第二天,瑞宣在钱家遇到了金三爷。这是个要变天气的日子,天上有些不会落雨,而只会遮住阳光的灰云,西风一阵阵的刮得很凉。树叶子纷纷的往下落。瑞宣穿上了件旧薄棉袍。金三爷却还只穿着又长又大的一件粗白布小褂,上面罩着件铜钮扣的青布大坎肩——已是三十年的东西了,青色已变成了暗黄,胸前全裂了口。在坎肩外边,他系了一条蓝布搭包。

  钱诗人带着满身的伤,更容易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的浑身都酸疼。一见金三爷进来,他便说:“天气要变呀,风多么凉啊!”

  “凉吗?我还出汗呢!”真的,金三爷的脑门上挂着不少很大的汗珠。从怀里摸出块象小包袱似的手绢,仿佛是擦别人的头似的,把自己的秃脑袋用力的擦了一番。随擦,他随向瑞宣打了个招呼。对瑞宣,他的态度已改变了好多,可是到底不能象对李四爷那么亲热。坐下,好大一会儿,他才问亲家:“好点吧?”

  钱老人,似乎是故意求怜的,把身子蜷起来。声音也很可怜的,他说:“好了点!今天可又疼得厉害!要变天!”说罢,老人眨巴着眼等待安慰。

  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声如洪钟似的:“也许要变天!一边养,一边也得忍!忍着疼,慢慢的就不疼了!”

  在瑞宣看,金三爷的话简直说不说都没大关系。可是钱老人仿佛听到了最有意义的劝慰似的,连连的点头。瑞宣知道,当初金三爷是崇拜钱诗人,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现在,他看出来,钱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为什么呢?他猜不出。

  金三爷坐了有十分钟。钱老人说什么,他便顺口答音的回答一声“是”,或“不是”,或一句很简单而没有什么意思的短话。钱老人不说什么,他便也一声不响,呆呆的坐着。楞了好一大会儿,金三爷忽然立起来。“看看姑娘去。”他走了出去。在西屋,和钱少奶奶说了大概有两三句话,他找了个小板凳,在院中坐好,极深沉严肃的抽了一袋老关东叶子烟。当当的把烟袋锅在阶石上磕净,立起来,没进屋,只在窗外说了声:“走啦!再来!”

  金三爷走后好半天,钱老人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瑞宣明白了。原来老人羡慕金三爷的身体。为什么?老人要报仇!想到这儿,他不错眼珠的看着钱先生,看了足有两三分钟。是的,他看明白了:老人不但在模样上变了,他的整个的人也都变了。谁能想到不肯损伤一个蚂蚁的诗人,会羡慕起来,甚至是崇拜起来,武力与身体呢?看着老人陷下去的腮,与还有时候带出痴呆的眼神,瑞宣不敢保证老先生能够完全康复,去执行报仇的计划。可是,只要老人有这么个报仇的心思,也就够可敬的了。他觉得老人与中国一样的可敬。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不能再因考虑军备的不足,而不去抗战。老人,在受了侮辱与毒刑之后,也不再因考虑身体精力如何,而不想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