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屋门，“老三”与“钱伯伯”象两个火团似的，同时喷射出来。瑞全一歪肩，把行李摔在地上。四只手马上都握在一处。瑞全又叫了声“钱伯伯”，可就想不起任何别的话来。在他记忆中，钱伯伯是个胖胖的，厚敦敦的，黑头发的，安良温善的，诗人。他也想到，钱伯伯的左右应该是各色的鲜花与陈古的图书。他万想不到钱伯伯会变成这个狼狈的样子，和在这些个破小庙里。楞了一会儿，他认识了钱伯伯，正象他细看一会儿那被轰炸过的城市之后，便依稀的认出街道与方向。老人的眼正象从前那么一闭一闭的。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柔和善。

　　“我看看你！我看看你！”老人笑着说。他的深陷的双腮不帮忙使他的笑容美好，可是眼角上的笑纹还很好看。“我看看你，老三！”

　　瑞全怪发僵的教老人看，不知怎样才好，只傻乎乎的微笑。

　　老人看着老三，连连的微微点头。忽然的，老人低下头去。他想起自己的儿孙。

　　“怎么啦？钱伯伯！”

　　老人慢慢的抬起头来，勉强的笑了一下。“没什么，坐下吧！”

　　瑞全这才看到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非靠墙不能立稳的小桌，和一把椅子。老人坐在床沿上，瑞全把椅子拉过来，凑近老人，坐下。

　　老人的心里正在用力控制自己，不要再想自己的儿孙，所以说不出话来。

　　瑞全听到前殿中的木鱼响。

　　“伯伯，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瑞全打破了沉寂。

　　老人的唇动了动。他想把入狱受刑的经过，与一家人的死亡，一股脑儿象背书似的背给瑞全听。可是，他以为瑞全刚由外面回来，必定看见过战场；战场上一天或一点钟内，也许有多少流血的与死亡的；他自己的一点苦痛有什么可说的价值呢？他坚定，勇敢，可是他还谦卑。

　　“教日本人收拾的。”老人低声的说，希望就用这么一句话满足了瑞全。

　　“什吗？”瑞全猛的立起来，一双黑豆子眼盯住老人的脑门。

　　瑞全万也没想到钱诗人，钱伯伯，天下最老实的人，会受毒刑。在外面三四年，因为不肯想家，他冷淡了北平。他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谁知道，连钱先生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受刑呢，并且因受刑而反抗呢？

　　对北平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于是，他已打算好，他虽回到北平，而决不打听家里的事。这太狠心，可是忘了家才能老记着国，也无可厚非。现在，听到钱伯伯这一句话，他可是马上想起家里的人。假若钱伯伯会受刑，一切人都有受刑的可能，他家中的人也不能是例外。特别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钱先生更多着点下狱受刑的资格。他不由的问出来：“我家里的人呢？”

　　钱老人低声的，温和的，说：“坐下！”

　　瑞全傻乎乎的又坐下。

　　老人不敢再抬眼皮。难过的，低着头思索：是否应当把实话告诉给瑞全呢？

　　“钱伯伯！”瑞全催了一下。

　　钱老人不愿教瑞全刚一回到北平就听到家中的惨事。可是，他若不说，瑞全会不会到别处去打听？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瑞全也许可以在他面前，一点不害羞的哭出来。他是瑞全的老友，老邻居；瑞全小时候怎样穿着开裆裤，他都知道。好，瑞全若是要哭，就应当在他的面前。他的头低得无可再低，极慢极慢的说：“你父亲和老二都完了！别人还都好！”

　　看过敌人的狂炸都市，看过山河间的战场，看见过杀伤与死亡，瑞全的心仿佛，象操作久了的手掌似的，长了一层厚皮。听到老人的话，他并没有马上受到强烈的刺激。他问了声“什么？”仿佛没有听明白似的。可是，没有等老人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泪象潮水似的流出来，低声的叫着：“爸爸！爸爸！”

　　老人十分难堪的，把一只手放在瑞全的肩上，轻轻的叫：“老三！老三！”他不敢劝阻瑞全，谁死了父亲能不伤心呢？他又不肯不安慰瑞全，谁能看着朋友伤心而不去劝慰呢？可是用什么话去安慰呢？老人一边叫着“老三”，一边急得出了汗。哭了半天，瑞全猛的一挺脖子，“告诉我，小羊圈怎样了？”他似乎忘了中国，甚至于忘了北平，而只记得小羊圈，他的生身之地。

　　老人乐得的说些足以减少瑞全的悲苦的事；简单的，他把冠家的，小文夫妻的，小崔的，和棚匠刘师傅的事，说了一遍。

　　瑞全听完，楞了起来。他没想到，连小羊圈那么狭小僻静的地方，会出了这么多的事，会死这么多的人。哼，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他出去找敌人，而敌人在北平逼死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邻居。他不应当后悔逃出北平，可是他的青年的热血使他自恨没有能在家保护着父亲。他失去了镇定，他的心由家中跳到那高山大川，又由高山大川跳回小羊圈。他已说不清哪里才是真正的中国，他应当在哪里作战。他只觉得最合理的是马上去杀下一颗敌人的头来，献祭给父亲！

　　他不敢再正眼看钱伯伯。钱伯伯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敢在敌人的眼下，支持着受伤的身体，作复国报仇的事。

　　钱诗人见瑞全不出声，也不敢再张口说什么，虽然他急于听瑞全由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和新闻。在这个青年面前，老人觉得自己所作的不过是些毫无计划的，无关宏旨的小事情。反之，瑞全身上的灰土才是曾经在沙场上飞扬过的，瑞全所知道的才是国家大事。

　　这样，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他们都听着前殿的木鱼声。还是瑞全先出了声：“钱伯伯，告诉我点您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老人瘪着嘴一笑，他本不想说，可是又觉得不应当拒绝青年朋友的要求。再说，瑞全刚刚哭完，老人的话也许能比无聊的，空洞的，安慰，强一些。“我的事很多，可也很简单。让我这么解释吧；我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受刑出狱之后。那时候，我没有计划，只想报仇。我心中有一口气，是怒，是恨，催动着我放弃了安静的生活，象疯了似的去宣传，去暗杀。那时候，我急，我怒，所以我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凡是与我主张不同的，我便把他们看成仇敌。那时候，我是唱独角戏。

　　“慢慢的，我走到第二阶段。我的肯作，敢作，招引来朋友。好，我看清楚，我应当有朋友，协力同心的去作。虽然我还没改了这一头儿是我，那一头儿是国家的态度，可是我知道了独自拚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量。好，我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他们来招呼我，我就愿意帮忙。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这样，我开始摸清了道路，有了作不过来的工作；而且，我也不生闲气了。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同时，我没有顾忌，没有对报酬与前途的算计。我属于一切抗敌的人，作一切抗敌的事，一直作到死。假若第一阶段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或报仇主义，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前者，我是要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后者是加入抗敌的工作，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